住房泛金融化危机下，共同居住的力量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和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住房正愈发被异化为一种商品和金融工具。可负担住房的不足是这场危机最显著的一项指标，但仅改善这项指标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住房问题。对社会住房而言，有限的资金和糟糕的声誉会放大设计和运营中任何微小的不足，从而使项目走向衰败。而在压力之下，住房项目的运营者和焦虑的年轻人也开始了对新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的探索，使共同居住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逐渐显现。
本期作者
熊志嘉
瑞典皇家理工(KTH) 城市规划硕士研究生
苏黎世联邦理工(ETH) 交换在读
《城市中国》第四期海外观察员（UCIO）
住房危机下的年轻人
当晚饭间隙听见Dominic聊起对房价的焦虑时，我感觉自己恍惚间像是回到了跟国内朋友谈话的饭桌上。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在德国慕尼黑出生长大，在本科淘汰率高达百分之二十的慕尼黑工业大学计算机系顺利毕业，并且成功入读算法方向的硕士项目，期间还在加拿大和瑞士有过实习和交换学习的经验。我本以为这样的背景足以保证他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事实却是慕尼黑逐年攀升的房价已经成为了Dominic的未来规划中无可躲避的巨大压力。
他虽然有些埋怨当年从乡村搬入城市的父母没有早点购置房产而是依靠长期租赁房生活，但也指出如果父母当时贷款买一套独栋房屋估计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偿还贷款。Dominic每天都顶着黑眼圈，他告诉我他总是失眠并且也习惯了，多年以来都是如此，连百叶被风扰动敲到窗户的声音他都需要戴上耳塞才不会被吵醒。我有时候觉得他对未来的想象会不会有些太过夸张，或者带有高材生生来喜欢未雨绸缪的焦虑，或许还带有些德国人喜爱抱怨的刻板性格。
没想到的是，类似的对话也发生在和Dominic迥然不同的人之间。我的新邻居Laura是卢森堡人，在柏林就读硕士，除卢森堡语之外她还熟练掌握了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她的男朋友是个电工，已经毕业在卢森堡本地工作。当聊到对未来的打算时，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表示Laura会回到卢森堡跟他一起生活，而原因其实很简单——仅凭Laura男朋友一个人的工资并不足以申请能够负担卢森堡城市里住房的贷款。Laura的男朋友看起来分外的嬉皮士，带着一个五彩斑斓的头巾，喝的啤酒会是double IPA，抽的烟是大麻提取物制成的合法香烟，但是谈到对未来的规划，“房子”一词还是刺耳地现实。
Laura本人则对柏林近些年来住房市场混乱的场面深有体会，遏制租金上涨的法案颁布之后，购买房屋用以出租的房东变少了，在柏林寻找合适的公寓变得更加困难。就在上述的对话发生一个多月以后，Laura发信息告诉我遏制租金上涨的法案刚刚被取消了，“柏林人都气疯了”，她说。这一法案本计划在五年内实施，意味着许多家庭有机会在房租飙升的趋势下获得降低房租的机会，也意味着投机者不再能仅仅为了哄抬租金而购买建筑物。而眼下，她在柏林租住的公寓就需要500-600欧元的月租，法案被取消后这个价格无疑会继续上涨。
柏林的“房租冻结”法案是该市在2020年1月通过的一部新法律条文的一部分。该法案阻止了2014年以前建造的公寓的业主收取的房租多于2019年6月商定的金额，受影响的公寓约有150万套，占柏林市公寓数量的九成。它还规定，根据地点和质量的不同，任何超过可接受水平20%的租金都应该被降低。然而2021年4月，德国最高法院裁定，柏林作为德国联邦系统中的一个州（state）不具备通过上述法案的宪法权力。
年轻人对未来的焦虑是不分国籍和背景的，对未来住房的危机感意外地成为了我和无数欧洲人可以深入探讨的共同话题。在全球化趋势之下，没有哪个大城市可以幸免于难。